1972年春，厉宏军出生于河南省许昌市一户农民家庭，5岁那年，哥哥因病去世，他成了父母惟一的希望。
厉宏军小学时就经常捧回奖状。1988年，厉宏军以全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县重点高中。他为人忠厚、乐于助人，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。
1991年春，就在厉宏军进入备战高考的关键阶段，厉母因病住进了县医院，由于分心，厉宏军以3分之差名落孙山。厉母得知这一消息，使劲地捶胸顿足。此后的几年，厉宏军辗转多所高中复读，可是每年的高考成绩都在录取线以下。
1996年高考前夕，老家又传来母亲病危的消息，厉宏军赶回家，跪倒在地告诉母亲：“娘，娃儿考上大学了。”厉母闻言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，三天后，厉母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。
办完母亲的丧事，厉宏军对父亲说：“娘刚去世，你一个人在家我很不放心。学我不上了，我要在家陪你。”厉父一听生气了：“俺和你娘这些年勤扒苦做供你念书图个啥呀，还不是要你有出息？”厉宏军只好揣着父亲东挪西借凑的5000元，开始了荒唐的“大学之旅”。
厉宏军来到郑州，他要在那里找一份像样的工作谈何容易？于是他又去了广州，不久，流浪到东莞县，他拿出父亲的血汗钱与一个浙江男子合伙做生意，岂料那人卷款潜逃了。无奈的厉宏军只好踏上了回家之路。他又编了一套谎言，向父亲汇报这个学期的“学习情况”。春节过后，他又带着“学费”离家，先后到西安、北京、长春等地流浪。
1997年12月的一天，一辆挂有“新闻采访”牌子的轿车载着厉宏军驰回家乡。他对父亲谎称自己学习成绩优异，提前被新华社国际部聘为记者。厉父喜笑颜开，村里的人羡慕不已，乡亲们对他敬若神明。其实，那所谓的“专车”只不过是厉宏军自己掏腰包租来装门面的出租车而已。
自此，亲戚朋友若有解决不了的事，就找厉宏军帮忙。1998年初，二姑为了给她的儿子谋工作找到厉宏军。他推托说：“我只是小记者，总不能去干预当地政府的人事安排呀。”二姑以为侄儿在摆官架子，连忙掏出一沓人民币递给他。厉宏军心动了，满口答应下来。
自此，找工作、转干、打官司等事宜，只要有人求助，厉宏军都一口答应。令人奇怪的是，尽管别人托他的事一件也没办成，但很少人怀疑他的身份。不到三年，厉宏军凭着谎言，轻而易举地诈骗亲友18人次，涉案金额达30万元。许多乡亲为了凑齐“办事经费”，掏光了自己的血汗钱，家里一贫如洗。
2000年10月，一位曾托厉宏军办事的亲戚因所托之事长期不见回音，对厉宏军的身份产生了怀疑。公安机关终于揭穿了他“新华社国际部记者”的谎言，将他拘捕。
厉宏军的父亲一病不起，受骗的乡亲们捶胸顿足哭成一片。厉宏军看着他们的惨境，深深地忏悔了。
对此，北京教育科学院王晓春认为，厉宏军本来是好孩子，他首先是被爱杀的。父母对他的爱表现为坚定不移的高期望值，正是这种爱，压得他的灵魂变了形。
厉宏军还是被挤杀的。他本来是学校的好学生，走的是学校引导的升学之路。但只有这一条路吗？学校是不是曾告诉他，实现自我的路除了上大学还有许多呢？如果有老师推心置腹地跟他谈过这个问题，他很有可能避免后来走上歧路。
我不想为厉宏军的诈骗行为辩解，问题是：这样的孩子，这样的家长，这样的老师，恐怕还有。
（《家庭》2001年第2期）
